诗人的非诗意生活——郭小林(著名诗人郭小川儿子)的知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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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晨风迎着阳光，
跨山过水到边疆。
伟大祖国天高地广，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大概每一个知青战友都会唱这首歌，它是电影纪录片《军垦战歌》的插曲。一群意气风发的背着行李的上海知青坐在大卡车上，他们高唱着这首歌向塔里木荒原进军。
这首歌曾让我们热血沸腾、激情浩荡。我们也唱着这首歌奔赴了北大荒。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著名的诗人郭小川。
到了北大荒不久，有一首诗在知青中流传，也让我们豪情满怀——
边疆啊边疆，
每天都是你第一个迎接朝阳；
你打开祖国的东大门，
让千山万岭洒满晨光。
每一个工作日的第一声汽笛，
首先从这里拉响！
这首曾让每个兵团战士充满自豪感的《兵团战士爱边疆》的作者，就是郭小川的儿子郭小林，当时兵团三师20团的战士。他和父亲是点燃我们一代人激情的人，他是兵团知青爱戴的诗人。他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活了12年，经历了许多艰辛和苦难，在那毫无诗意的生活中他却写出许多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歌，至今还留在我们这些老知青的美好记忆中。
1964年暑假的一次报告会，点燃了北京景山学校一个17岁少年的心，报告人是来自北大荒852农场的一个转业军人，他讲到了那片土地的壮美，也讲到了那片亘古荒原在呼唤着英雄的开拓者。此刻这个少年想起父亲郭小川去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诗《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郭小林记得这是父亲1962年底到1963年初采访北大荒时写的，那里有他359旅的许多老战友，他是奉老旅长王震的命令，来看望他们的。小林也想到了1963年10月27日父亲在新疆写给他的信：
就是在这次对新疆建设兵团的访问中，郭小川和贺敬之、袁鹰一起完成了纪录片《军垦战歌》的创作。这部极富艺术性的电影最先感动了作者的儿子郭小林，他也登上去北大荒的列车，尽管他已被景山中学的高中部录取，作为在校的中学生的他并不是动员下乡的对象。
那一天，胸前戴着大红花的郭小林在东城区中学生的热烈的锣鼓声中登上了火车，正在参加《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创作的郭小川和夫人、《光明日报》的编辑杜惠赶到火车站为儿子送行，可是没等他们挤进站台，火车已经开了。本来小川是要想和儿子好好谈一谈的，他知道儿子也想写诗，他想告诉小林：毛主席说，学校是不能培养文学家的！
小林是“满怀热望满怀理想，昂首阔步到边疆”的。那北去的列车日夜兼程，窗外的呼啸而过的山林，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让他心潮澎湃。到了密山他们换乘了闷罐车，那车厢里的木头椅子、铁皮炉子和悬挂的马灯，使他想到了奔赴前线的战车，不禁又是一阵激动。然而到了他朝思夜想的852农场，到了他渴望的战斗岗位良种队，他看到的是低矮的土房、臭烘烘的畜舍和望不到边的黑土地。
欢迎新战友的热情和对大诗人儿子的偏爱，像秋风一样很快就过去了。接着就是北大荒漫长的冬天和那连续不断的暴风雪，刮得天昏地暗，刮得小林的心中怎么也涌不起诗的灵感。他跟着农工到地里收苞米，沿着两里地长的垄沟，把苞米一穗穗掰下来，再装进筐里背到地头，他的肩膀都压肿了。那时他只有1.64米高，体重还不到100斤。
北大荒不相信眼泪，小林咬牙挺着。他又到了水利工地，抡起大镐，地下只刨出一个白点，虎口震裂了，血滴在雪地上，如红色的花。他又参加了积肥的劳动，真还写了诗《积肥谣》：“健牛拉车肥堆堆，银装素裹肥点缀。”他把诗寄给父亲，可父亲并不欣赏，让他好好劳动，更深刻地体验生活。“一定要树立彻底为革命而写作的动机和态度。”小林没有把父亲的指示当回事，他还是把自己写的一组小诗《催春潮》寄给了当时的《东北农垦报》，很快被采用了。当时艾青、聂绀弩等大诗人也羁押在北大荒，但他们是不能发表作品的，这就成全了郭小林这样的业余诗人。
自己写在纸片的几句小诗被印成铅字而广泛流传，这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刺激，小林一发而不可收。一年以后他所在的852农场收到了调郭小林到农垦报工作的调令，然而被他所工作的良种队给回绝了，他们的意见是：郭小林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不适合到报社工作。结果他们推荐了比他早来一年的另一位北京知青。现在看来，真的太可笑了，一个17岁的孩子，世界观还没成熟，却被打上小资产阶级的印迹！那时小林的“群众关系”不太好，他很孤僻，也很内向，不善于和别人相处。有人和他开玩笑：“你爸叫小川，你叫小林，这不平辈了吗！”他立刻和人家急眼。后来谁也不待见他。他平时话不多，可一开会给领导提意见，他总是振振有词，不免有些偏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也卷到了北大荒，充满革命理想的郭小林理所当然地冲锋在前，虽然并无什么过激行动，可还是成了队里的“炮轰派”，还被关了起来。
本来他是有机会改变自己命运的，852农场的老场长黄振荣是郭小川在359旅的战友，小林的母亲杜惠曾给他写过信，让他关照小林。可小林从来没有找过他，可后来想找时，他已被打成叛徒迫害致死了。以后因为诗人郭小川也被打倒，“黑帮”子女郭小林的日子更不好过了。
大批知青来到兵团的1968年，郭小林的处境终于有了转变，他被放了出来，成了光荣的兵团战士。边疆爱他了，他也更爱边疆了，于是就有了他的那首《兵团战士爱边疆》，1969年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1970年小林被借调到兵团战士报帮忙编诗集，他成了我的同事。小林给我印象良好，他很有才华，对同志热情，人也特别的单纯。他虽然性格怪异，但还是成了我的好朋友——敬其父更爱其子。经过一段实习，报社准备调他当诗歌编辑，但因为他还是工人身份，只能先调到报社印刷厂当校对。小林可能难以容忍比他晚下乡四年的我们是干部，而他还是工人。（因为我们都曾当过排以上的干部，而他始终是个战士。）也许为了尊严，小林又背着小书包回852农场了，当时我们都很惋惜。在这前后他还曾被借调到师部的计划科和省出版社帮忙过，可不知为什么又回到他所在的老连队了。那个时代不包容个性，而天才都是有个性的。那只能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了。
每一次可能改变命运的机会失去后，小林都会遭遇更多的磨难。领导可能觉得他不安心边疆，更需要艰苦的锻炼。回来后他曾被派到山里伐木，有两次差一点被砸死；他又被安排去打石头，他抱起重有百斤锋利如刀的石块装车，衣服被割烂了，手被磨起老茧；他又在三九天冒着风雪去放牛，棉袄被风吹透，他像寒鸟一样发抖。那时小林特别地坚强，他要让人们看一看我是怎样扎根边疆的！白天劳累之后的晚上，他总是躲在猪舍里点着油灯写诗，那时他的心情像春天的阳光一样灿烂。外面越来越大的诗名，并没使他的境遇有一个好的转变。名气大更遭人妒嫉，有的人以欺负名人为快感。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断接到在天津的团泊洼干校劳动的父亲的来信。母亲也去了干校，妹妹岭梅和晓惠也下乡到内蒙建设兵团了。诗人一家天各一方，他们用书信温暖着亲人，企盼着早日熬过严冬。
1971年那个阴冷的春天，郭小林在酝酿着一部长诗，它源于一段美好的回忆。上个世纪的50年代初，在中宣部工作的郭小川和家人都住在风光滟漪的中南海，少年的小林经常能见到毛主席，那时的阳光真温暖。
有一次他和秦川（曾任《人民日报》总编）的儿子在游泳馆玩时，看到毛主席正在池边休息，便走到他的身边问好。毛主席乐呵呵地问他俩的名字和学习情况，小林说：“我学习不太好。”秦川儿子说：“他学习挺好，还得了二等奖。”毛主席说：“你比我学习好！我读书时可从来没得过奖。”他们都和毛主席一起笑起来。小林还记得有一次，毛主席背着手在中南海边散步，他跑上前去，把一只苹果放在毛主席手里，然后掉头就跑了，毛主席喊他，他却不好意思回头。小林就从中南海的这几件小事写起，表达从一个孩子对长辈的小爱到一个战士的对领袖的大爱。那是一首600多行的长诗，在知青中流传，那真情感动得许多人落泪。在父亲的指导下，他把这首诗修改了许多遍。在“七一”党的第50个生日前，他誊写了两份，作为献给党的贺礼，一份寄给了中央办公厅敬转毛主席，另一份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望眼欲穿地等待，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已经到了下雪的日子，结果泥牛入海无消息。
春天离小林还很遥远。也许一个小知青的诗不可能打动官方，在那浩繁的贺词中它肯定是微不足道的；也许他借了郭小川的“光”。当年江青和郭小川都在中宣部当副处长，“文革”中她说过，当时郭小川对批《武训传》不积极，批《清宫秘史》不热心，早就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个被打入另册的诗人的儿子，怎么可能发表歌颂领袖的长诗！
心灰意冷的郭小林在爱情中寻找慰藉。他爱上了一个北京女知青，而她并不珍惜这个才情丰润的诗人，而选择了别人。伤了心的小林认为城市女知青都水性杨花，他要找一个本地姑娘作自己的终身伴侣，同时也想显示自己扎根边疆的决心。他爱上了百里挑一的养猪姑娘杨桂香，这个山东移民的后代如“小芳”一样的“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长又长”，她还很贤惠善良，可她对小林并没有什么感觉。小林给她写诗，她说读不懂；小林到猪舍给他拉手风琴，她对他说你别费心了，我年纪小，不考虑个人问题。但是诗人赤烈的爱情能让冰雪融化。经过两年多的穷追不舍，小杨终于给小林传来一张小纸条：“你父亲的问题解决没有？”在那个时代，哪个姑娘也不敢嫁给一个家庭有问题的男人，那会影响后代的。他马上告诉小杨父亲已被“解放”，很快要安排工作。这时小杨接受了他，他们开始谈婚论嫁了。
但是郭小川一家并不赞成他们的结合，他们都知道农村生活的艰辛，而小林没有能力支撑一个家庭，更不能给妻儿幸福。父母和妹妹都来信，表明他们的态度。
这时老作家冯牧的一封来信更考验着小林的爱情。冯牧是小川的老战友，无儿女的他特别喜欢小林，在小林下乡时他把保存多年的战利品军用小刀和当年自己的旧军装赠给了他。他知道小林在兵团的处境后，便给他的老部队昆明军区的领导写信，推荐小林去搞文学创作，经过一年的运作，部队终于同意了。他高兴地通知小林快办手续。可是小林拒绝了前辈的好意，他回信说，我就要和杨桂香结婚了，她是个好姑娘，我不能离她而去。我们可爱的诗人又一次和机遇失之交臂，他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军旅诗人的。
1974年秋天，小林领着杨桂香回北京旅行结婚，父母还是尊重了他们的结合，给予了相当的礼仪和真情的欢迎。那是中国的多事之秋。郭小川写了一篇报告文学《“笨鸟先飞”——记少年庄则栋的训练生活》发表在《新体育》上，意在批判林彪的“天才论”和唯心先验论，却受到了江青的批判：“庄则栋如果是笨鸟，那中国人还有聪明的吗！郭小川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就要出来工作的郭小川又一次陷入灾难之中。对他又打又拉的江青托人给郭小川捎话：如果能给首长写封信，表示自己改换门庭，不仅问题可以解决，还可以出来工作！郭小川说：“我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知道共产党、毛主席，没有什么门庭可以转换！”这样江青一伙对郭小川更是恨之入骨了。邓小平的出山让郭小川看到了自己的希望，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给邓小平写了长信，反映江青的极“左”路线给文艺界带来的灾难，通过胡乔木同志转交。小平同志安排四位副总理一起找他谈话，详细听取他的意见。这时“四人帮”开始疯狂地反扑，要追查这封“黑信”的源头，矛头直指邓小平。在王震同志的安排下，郭小川到河南林县避难。具有高度政治敏感的郭小川已从满楼风声中听到了欲来的山雨。他把小林一家和两个女儿都调到了林县，他们躲藏在旋涡外，远观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急切地等待参加战斗的时机。小林在北大荒出生的女儿也来到林县，小林给她起名“爱农”，小川说这个名字好，我们全家都爱农，并准备做一辈子农民。他们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本来县里答应要把小林安排到县委宣传部搞报道工作或到县中学当教师，可因为小川的失势，他和爱人的工作都没有着落，一家暂居在一间农舍中。
郭小川一家终于盼到了1976年的10月，郭小川已从人民日报的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了“中央肯定有了大变化”，他请假名为到安阳看病，实为要转道北京回去“参加战斗”。郭小林陪父亲来到安阳，郭小川却把儿子赶走了，他说：“快回去照顾老婆孩子吧！”1976年10月18日，郭小川这位中国人民爱戴的伟大诗人葬身在安阳地委的第一招待所的火海中——也许他已得知来自北京的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喜讯，他兴奋地不断吸烟，后又多吃了安眠药。未烬的烟头点燃了被褥，他又深睡难醒，终于把自己也化成了一炬烈火。诗人死在黎明前，那一年他57岁。这一切验证了郭小川写于一年前十月的《秋歌》中诗句——
我知道，总有一天，
我会化烟，烟气腾空；
但愿它像硝烟，
火药味很浓，很浓。
郭小川一直把自己当做在硝烟中战斗的战士，可惜他没能参加让中国走进新时代的伟大战斗，更没能分享那胜利的果实。
郭小林还是尝到了些许的胜利果实，中组部在处理父亲的后事时，当地组织把他安排到林县的城关公社中学当老师，杨桂香到公社卫生院当药剂员。度过比北大荒还艰难的五年生活后，他们颇费周折地和两位在北京工作的林县的石匠对调后回到了北京。小林的对调单位是一个建筑公司，没有他能干的活。已经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冯牧又伸出了温暖的手，小林到作协当了干部，后来又到《中国作家》当了编辑，一直干到2003年内退。在回北京的二十多年里，为别人缝制嫁衣的小林累白了头累弯了腰，能记起的故事并不多。
我知道他在成堆的来稿中发现了哈尔滨市青年作者鲍十的小说《纪念》，经他精心整理发表在《中国作家》上，后来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这部电影在国际上得了大奖，那小妮子章子怡因主演出了大名，可没有几个人知道郭小林是这篇小说和这部电影的第一个伯乐。
无雪的冬天，我在北京拜访已经成了专职诗人的郭小林。他真正过上了富有诗意的悠闲生活，夫人杨桂香在一家医药公司工作，已经大学毕业的女儿爱农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一家人过得安详而平静。郭小林在母亲的指导下和妹妹一起完成了12卷的《郭小川全集》后，开始写自己的诗，要用诗总结自己和他经历的一切。在我们通宵达旦的长谈后，他给我朗诵了自己的新作《关于自己》——
用锋利的诗／我切开自己
脑袋是瓜／也是傻瓜／
半个世纪还不熟／在这高寒地区
我从未杀人／
却卖力地往炮膛中／装填过自己／
它打死理想／命入完达山―
森林和草原／全部涂抹掉／
黑土上只允许／一种颜色
胳膊是锄杆／手是锄板／
和犁铧一起／给母亲的胸脯／
划开深重的伤口
每天最早恭迎／红太阳／
可一米厚的冻土层／却永远也不融化
一年年收获／豪言壮语满仓
老大归来时／人们正在打扫战场
阵亡者中／有我的父亲／
谁是法医／
鉴定时我不在现场？……”
我和郭小林分手在华灯璀璨的北京街头，我的手里拿着他的诗集，那封面正是黎明时天的颜色。
2010年郭小林（左）在郭小川研究会上（承德）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我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到今年的10月18日，父亲郭小川已离开我们整整39年了。
1976年的十月金秋，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春天：历时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漫长严冬终于过去，人民、祖国迎来了精神解放的春天。
然而，对于我来说，这个秋天却不啻严冬，因为我的父亲倒下了，倒在春天即将到来的门槛上……
噩耗、噩耗……
1976年10月18日下午，我正无所事事地在林县县城东边一处平房里与人闲坐。县委组织部的吕章福突然找来，面无表情地说：“你爸有事找你，你跟我走吧。”我跟着他出门，朝县城东侧的马路走去。没走几步就看见路边停着一辆北京吉普，我心里说，我爸他从来不摆谱，怎么还派车来接我？
我问老吕：“我得跟我媳妇说一声不？”因为当时我们在县城东边租了一间农民房住，妻子和一岁多的女儿正在那里，我这样走了，她们不知我下落岂不担心？老吕催促说：“赶紧！刚才已经跟她说过了！”
我随老吕上了车，一路往安阳疾驰，车后扬起长长的尘烟。我提出心中的疑问：“我爸找我啥事？”老吕头也不回地说：“到那儿就知道了。”我暗中猜想，会不会是父亲的工作有了重要变动？才这么高调地行事……
车子很快到达安阳，径直驶进了一处有红砖楼房的大院，后来得知是地委大院。下了车就见正在新乡师范学院读书的妹妹小惠已站在那里（我母亲、大妹是第二天分别从北京和林县胡家庄赶来的）。我诧异地问：你怎么也来了？她说是接到县里通知从新乡赶来的。说话间，老吕和车子就不见了，大概返回林县了。我环顾四周，空旷的院子里没有一个人影，异常安静。三层的红砖楼房爬满常春藤。正狐疑着，有人从红砖楼房出来，招呼我俩进楼去，让我们站在走廊里等着。
这一等，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由于心里悬着，时间显得格外漫长。昏暗的走廊里无人走动，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唯有一间屋开了灯。大概到了五点多钟，才出来一个人，叫我们进入那间开灯的办公室，又让我们等着，他进入左侧的里间去了。我们站在那里不知到底有什么事。看看办公桌上，分明有一张纸，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瞟了一眼，一二三四地列了几条，好像有“查明死因……”什么的，最后一条是“妥善安置子女”因为距离稍近，我看得清楚些。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心里渐渐弥漫开来。
这时，里屋走出一个人，叫我们兄妹进去，见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坐在那里……此刻，我已经开始有点儿神志恍惚，只听见有人宣布：你们的父亲……今天……早晨……去世……了……
我一下子懵了。屋里坐的是什么人、一共几个人、长什么样，我一点儿没有印象。只觉得一股无名的怨恨从心底升腾起来，冲撞着本已不清晰的意识……后来他们说了什么，我们怎么走出房间，到什么地方休息，一概都没了感觉。
一切都那么不真实，突然间，我的父亲没了！这不是真的！仿佛昨天，我还和他闹得不愉快，仿佛昨天，我刚刚把他送到安阳……
我说了一句错话
10月12日，因为我的一句错话，父亲很生气，坚持即刻离开林县去安阳。
那天，父亲又是一大早就从县医院来到我们租住的农舍，饶有兴致地看着我们俩忙这忙那。前几天父亲曾到农舍来住了一两晚，因孩子哭闹，影响他睡眠，他晚上还是回医院去住。
10月的林县，一派初秋景象。树叶绿着，阳光不弱。没有院墙的农舍对面就是已经收获过的玉米地，玉米秆还站着，只是叶子皆枯黄。我收拾衣物时发现一件秋衣有股不好闻的味道，也没有动脑筋想，就随口问了一句：“爸爸，你拿这件秋衣擦脚了吧！有股臭脚丫子味儿。”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我根本不应该往这方面想。但父亲的反应特别强烈，也许是觉得在儿媳跟前失了颜面，也许是他潜意识里保存下来的父尊子卑观念很深。他气得骂了一句：“混蛋！”就哆嗦着找不出合适的话语了。他起身，趿拉着鞋就往外走，边走边说：“我走！我回北京去！”我一看他真的动气了，赶紧追出去，跟在他身后，一个劲儿道歉。
父亲一路就奔了县委组织部，要求组织部派车送他去安阳。组织部很快找了一辆给外宾拉行李的北京吉普，俗称“大屁股”的那种，让父亲坐在前面，我挤在一堆外国人的行李箱中，就上路了。
按照父亲的意愿，车把父亲送到位于解放大道的安阳地区百货批发站，我的二表姑就住在站里。
到了二姑家，父亲向二姑说，想吃她包的饺子。并告诉二姑，他准备在安阳治治眼睛，然后去郑州和省里领导告个别，就回北京。
父亲余怒未息地转向我说：“你回去吧，这儿不用你了！小杨和孩子在那里，我不放心！”
我只好从命，乘长途公交车返回了林县。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父亲当时并非是因为我的一句错话怒而“出走”。
个中奥秘就在于10月6日“四人帮”被抓之后，消息尚未公开，媒体的口径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虽然无法及时看到报纸，却可以从他须臾不离身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中央的声音。这种变化以我的愚鲁，是根本无法觉察的，但作为一个“老干部”，一个老报人，以他多年的“政治敏感”，岂能看不出来？
所以他从6日以后的广播中的变化判断：中央一定出了大事情！
因此他谋划着是否要向中组部报告要求回京；如何向县里提出，要不要去郑州一趟？而中组部迟迟没有回音。于是他觉得不能再等下去了，下决心来一次“非组织行动”。恰在此时，出了我这么一个小插曲。
我从12日返回林县，到18日被接到安阳，一周时间里对父亲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可以推诿说，那时没有联络手段等等，但坦白地说，我心里对他是不挂念的，心想：反正是你发火轰我走的，而且在安阳有二姑照顾，没我什么事。
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周
然而，事后据二姑回忆，父亲那几天状况已经很不好了。
12日，他在我二姑家住了一宿，睡不好觉。遂于13日下午住入安阳市人民医院，因为眼科医院没有地方住。
13日晚上，由于医院工作的疏忽，他等到天亮也没有等来安眠药，结果一夜未眠，14日医生直到上午10点也没来查房，他很生气，说了“你们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这样的重话，随即出院。
当天，他住入安阳地委第一招待所西楼101房间。我二姑去医院没找到他，在招待所门口遇上了，见他两腿颤抖地走着。当晚医生来给他看了病、开了药。他精神恢复后还和亲友们谈起《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他说：“这篇社论决不是那伙人写的，口气和前几天大不一样。”“‘三要三不要’自从批邓以来一直没提过，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好长时间也不说了，为什么现在提？中央一定有大事，而且一定是大好事！”
15日，说是睡了7个钟头，精神很好。
16日上午9点，二姑等人去看他，只见他睡在沙发上，头摇着，腿颤着，叫也叫不醒，脉搏有间歇，一直睡到晚6点仍未醒（现在我估计可能是安眠药服用过量）。二姑不放心，当晚把我表弟小伟留下陪住。
17日上午，表弟回家告诉我二姑说，舅舅昨晚11点醒了，精神还不错，让表弟告诉二姑，各县书记来听传达：“四人帮”被揪出来了。晚上6点，二姑等人去看他，他说已吃安眠药，血压也降下来了，要好好睡一觉，明天去郑州见见刘建勋，然后回北京参加战斗。众人见他眼睑下垂，口齿不清了，就都告辞了。二姑临走时还把他正抽的烟踩灭了，问他要不要让小伟做伴？他说不用。最后留给我二姑的印象是：他躺在床上，面带笑容地说：我真高兴！大好形势呀！
未抽完的烟头掉落在他枕头边
令所有人万万想不到的是，18日早上，人们发现他已意外去世！
据中央工作组刘××向我们宣布的调查结果，意外事故的大致情形是这样的（我始终未见过工作组作出的调查报告）：
18日父亲去世的消息被很快报告上去，中央立即责成中组部和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20日赶赴安阳，会同省地两级的官员组成工作组。工作组由中组部老干部组刘××牵头，公安部派来王亮、徐婉两位刑侦技术专家。
我们18日傍晚看到的、写在纸上的几条，是中组部指示的电话记录。
根据专家的分析，我父亲的死亡时间应该是17日晚上8：20左右。因为现场的遗物中我父亲戴的手表表蒙子崩掉了，表盘被熏黑，在8：20的位置留下了表针的印迹。
据说，大约在18日凌晨，住在同一招待所四层同一位置（401房间）的中央医疗队几位医务工作者被烧焦气味熏醒（一层的烟雾顺着卫生间的排气通道上蹿到四层），曾四处查看，未发现失火迹象，睡下不久还是呛得不能入睡，遂去找服务员；后与服务员逐层查找，查到一层尽头的101房间，看见门窗缝里有烟冒出，才明白是老郭的房间失火。这时大约是早晨六七点钟。
打开房门后，大股浓烟冒出，屋里早已被浓烟充满，据说有一个服务员冲进浓烟中，发现只有离地面二十厘米左右的空气还是透明的：“他摸了摸床上，没摸到人，趴在地上才发现老郭已滚落地下。他憋着气，双手伸进老郭腋下，不料一下子插进棉被阴燃的红炭中，把手烫伤，惨叫着退了出来。另一个服务员进去抓住棉被一角把老郭拖了出来。”（凭印象记下的服务员口述——作者注）
如果上述情况基本属实，那么，经过一夜的阴燃，房间里的氧气就已被耗尽，符合专家作出的“因失火导致浓烟窒息而死”的法医学结论。
具体地判断，阴燃是由于父亲吃了安眠药又吸烟，没吸几口，安眠药起作用了——安眠药有一种“击倒式”的作用，即马上倒下入睡。其次，安眠药还有对神经系统的阻断作用——人的末梢神经感觉到了刺激，但安眠药阻止这种刺激的信息传导到中枢神经即大脑中。所以父亲被发现时是掉在地上的，他的身体感到烫、疼，他挣扎、翻身、以致掉下床，但心里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醒不过来）。燃烧的香烟掉在了枕头旁。无明火阴燃了被子、褥子，最后阴燃了床垫中的海绵（泡沫塑料），这些东西的燃烧夺走了空气中的氧气，还产生了多种有毒的气体。
由于父亲去世的时间恰巧处在一个关键的节点上，不免令人感到蹊跷。连中央也产生了很大疑惑，所以迅即派员调查。但专家的结论作出后，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怀疑。父亲的老上级、一位副总理在追悼会上用拐杖使劲杵着地板说：小川就是被害死的！老作家黄秋耘多年后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还认为有可能是被害死的。
当时，我们感觉工作组的刘态度冷漠、从不与我们交谈，他作出的一些规定也大不近情理，比如，同样是死者的至亲（我母亲、我和两个妹妹），他却要以是否党员来区别对待：因为我和小妹不是党员，而母亲因“文革”遭错误处理尚未平反，被“停止组织生活”十年，在他眼中也“不算”党员，所有决定概由是党员的大妹妹转达。我们很难找到机会，向他（即向组织）提出要求，即使提出他也是一概否决。再如，骨灰盒送回北京，他的决定是：让作为长子的我返回林县，由我母亲和妹妹护送回京。
现在可以理解，因为“四人帮”的“政策”就是要废黜这些老干部，任其自生自灭。从一年来他们对郭小川的健康不闻不问、郭屡次要求去郑州、洛阳看病均遭拒绝的态度即可看出。
与胡耀邦的通信
10月20日以后的情况，据我母亲的简略记载：20日，工作组允许我们亲属去看了看父亲的遗体。
我记得是到安阳人民医院里、太平间旁的一间小平房，父亲的遗体仰卧着，双腿屈曲，双手半握放在胸前，身边、身上放着几块冰块，据说是从郑州紧急调运来的。移开冰块后，看到遗体上覆盖着一块白布，直观看不到什么伤痕，只是在他左手（戴表的手）手背上有一片熏黑的地方。小惠想去掀开白布看看，被工作组制止。但我在那一瞬间看见遗体的胸前有几块伤痕，颜色浅红。父亲的眼睛闭着，遗容显得很安详。现在想想，遗体大概经过了整容及清洗。
23日，又安排我们去看了现场，不过，是已在抢救过程中被破坏的现场。地下还有水渍，床上的棉垫、泡沫塑料垫都搬走了，沙发靠背有烧过的痕迹。据说，打开门后新鲜空气进入，很快燃起明火，被泼水扑灭。
10月25日，遗体就地火化。当时北京的一些老战友打来电话，我们家属也提出，能不能把遗体运回北京？遭工作组否决。
11月8日上午，刘及我母亲、小惠、二姑等亲友护送父亲的骨灰盒去北京。下午五点整火车进入北京站。到场迎接的有张光年、冯牧、李季、葛洛、赵易亚、崔嵬、张铁夫、曲波和贺敬之夫妇等著名人士，还有父亲的亲朋好友等数十人。大家都悲痛不已，许多人伤心落泪。
1976年12月14日，父亲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正是因为对刘的冷漠态度以及丧事、追悼会的安排、悼词中的评价不满，才导致我于1978年3月初给刚接任中组部长的胡耀邦写了一封短信。在短信中我表示还要写长信，详述我们家属对死因的怀疑等意见。应该承认，我当时的态度是有些偏颇，还有一些怨怼情绪。
尊敬的耀邦迅速地回了一封亲笔信，他说，他“牺牲了一点必要的睡眠时间”，放弃了秘书草拟的复信，“亲自给你写封回信”。
耀邦说，他认可中央派去处理此事工作组的结论、对子女的安置以及悼词：“（悼词说）郭小川同志曾经同‘四人帮’作过斗争，而‘四人帮’以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排斥打击。我认为，这是对郭小川同志的基本评价。一个革命者，最后取得这样的评价，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请你想想：在我们这一代人中，真正在自己的一生中为党为人民写出了不少好作品的人，并且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同‘四人帮’真正作过斗争的人，究竟有多少呵。悼词是不是还可以多写一些话，是不是还可以评价得更高些？这当然是可以再讨论的问题。但我认为，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一个人的评价是否基本正确……基本上对了，也就可以了。……对一个人，生前往往有这样那样的鉴定，死后，往往有这样那样的评论……可靠吗？可信吗？又可靠可信，又不可靠不可信，因为鉴定评论，终归要人民，要群众，要后代子孙来做。群众，人民，后代子孙并不记得什么鉴定和悼词，记得的是那些有血有肉的史实。他们把仇恨刻在心中，也把怀念刻在心中。”
耀邦以战略家的眼光，在关乎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一城一地”的得失尚可不计较，遑论一字一词的取舍。
我接受了耀邦的批评，打消再写长信之念。
父亲在河南的一年
我的两个妹妹1971年由内蒙古呼林贝尔盟（原插队地）转插至林县，大妹在胡家庄劳动，后担任某生产队党小组长；小妹1975年被推荐到新乡师范学院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我父亲自1974年后身体健康每况愈下，选择去林县，以得到女儿们的照顾。
我父亲两次牵进“中央专案”中。第一次是1967年中央设立周扬专案，郭小川作为“四十个周扬文艺黑线人物”之一也牵连其中，大约在1970年到咸宁干校后获得“解放”。第二次中央专案是江青在1974年指斥郭小川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设立的，审查至1975年10月6日，中央专案组到团泊洼向郭小川宣布审查结果：问题澄清。10月9日父亲回京。10月13日受到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四位副总理接见，接受任务：了解文艺界情况，组织队伍。据《郭小川全集》年谱记载及我们的了解：父亲领受任务的一个月里在京展开活动，引起于会泳们的注意。领导人为了保护他（也就是保护他们这一派），于11月14日安排家父赴河南，以搞调查研究之名躲了起来。
家父在河南的主要经历如下：1975年11月14日抵郑州；11月18日抵林县；11月25日-12月2日访辉县。12月2日返回林县住入第四招待所，其间去县医院检查，发现中期脑血管硬化症。年底参加城关公社整党活动（旁听）。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家父写作《痛悼敬爱的周总理》，1月中旬因病情加重，向中组部申请去洛阳治疗，不准。3月21日住林县医院。6月下旬出院，去林县宋家庄大队小住。7月2日于会泳把持的文化部侦知郭小川在林县，派员寻至宋家庄，迫我父亲交代“问题”，父亲躲入蚕场。县医院医生证实他病重，于7月4日再次住院，回绝了来人的追索。7月5日，为照顾父亲，我一家调来林县。10月1日，父亲与亲友登林县九龙山。10月12日，发生了父亲生气从林县去安阳的一幕，他打算在安阳治眼睛后，去郑州跟河南省主要领导刘建勋道别，即回北京。
（2015年9月10日—12月1日）
文章来源：知青50年、爱思想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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